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谈话，询问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资料图片）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第六次会员大会召开，指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政治觉悟、意志品质、道德风范和作风形象，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的思想品格，内涵丰富，历久弥新，为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进一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在党的发展史上至关重要。在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强大理论武器，陆续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等十几所干部学院，为抗战培养了大批干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研究。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还倡导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毛泽东在土窑洞里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光芒的哲学名篇。在《毛泽东选集》中，延安时期写作的文章占一半以上。延安时期，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成为全党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书籍，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书籍空白处写满了旁批。他还经常向干部推荐书目。中共中央把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在党内广泛开展学习竞赛，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毛泽东的带领和指导下，延安涌现出许多学哲学小组。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继成立，呈现出“吃小米饭，攻理论山”的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可以说，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形成学哲学、用哲学好传统的关键时期，党的高级干部带头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革命工作，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延安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干部教育。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本领恐慌”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在新的形势和问题面前，强烈意识到增强本领的紧迫感。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对提高能力本领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掌握了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方法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源出于班固所著《汉书·景十三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进行了科学阐释，赋予唯物辩证法意义，创造性转化成为我们党的重要思想方法。1941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作为校训。1945年为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实事求是饱含着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智慧和实践经验，运用这一科学方法，中国共产党在吸取血的教训基础上，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而有力回答了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延安整风前夕，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是正确认识和判断中国国情的科学方法。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作中，对中国国情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各个主要部分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这得益于他长期以来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或工委也成立相应的调查研究机构。调查研究在党内蔚然成风，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从基层实际中探索出把“抗日救国的政治口号与改善生活的经济口号”相结合等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也是做好新时代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创造了“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新模式。按照“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原则，推行精兵简政，解决机构臃肿、人员复杂问题。在人民司法实践中，创造出把党的群众路线和优良传统运用于案件审理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试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延安时期的创新创造远不止这些，在土地革命、妇女解放、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还有许多探索尝试，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提供了经验。

　　延安时期，我们党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教训，将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纪律和法治监督管理。1941年出台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从严处理了黄克功、肖玉璧等案件。延安时期，我们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党的领导规律、党的建设规律、政权建设规律，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对人心向背的政治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只有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我们党才会永葆强大生机和活力，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延安时期，我们党坚持牢记使命、服务人民，保持了为人民利益、民族解放不懈奋斗的革命姿态

　　延安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为民初心和为共产主义崇高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毛泽东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党的七大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延安时期，党同根据地人民保持了血肉联系，人民群众信任党、信任人民军队，形成军政军民团结齐心、同仇敌忾、共御外敌的生动局面。只有深刻理解延安精神，才能够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赢得全国人民的支持信赖，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巍然屹立于东方的新中国。

　　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一切为了人民，既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诸多方面。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革命烈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历史，是为人民谋福祉、依靠人民夺取胜利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他强调，“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人民是我们党赖以生存发展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根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赋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新的内涵，对于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从严治家、勤俭持家，保持了红色家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廉洁朴素、艰苦奋斗的人格魅力令访问延安的埃德加·斯诺深受感动，称之为“兴国之光”“东方魔力”。历史学家瑞贝尔·卡尔在《毛泽东传》中写道：“延安时期成了一个神话般的时代，也是一个因勤俭节约、同志友爱，以及相对来说不分社会等级、全民共享思潮而闻名的地方。长征老兵们的士气和情感，使得延安成为一个从不计较个人财富与权势的圣土。”政治信仰与道德人格有着紧密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要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铭刻于心，这样，人生奋斗才有更高的思想起点，才有不竭的精神动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这些要求都与延安精神一脉相连。（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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